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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和自然災害后重新認識環境史視角——訪《再造金山》作者費晟

            李佩珊2021-08-16 13:09

            (圖片來源:圖蟲網)

            李佩珊/文、訪

            新冠疫情讓人們重新燃起了對于環境史著作的興趣,國外的相關著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密集程度引入中國。而近期國內外頻發的自然災害現象,又讓“天災論”、“人禍論”的不休爭論再次進入了社會輿論場之中。因此,在當下,我們有必要重新尋找到環境史的專業視角,來幫助我們更深入地了解我們和自然相關的現在、過去,乃至未來。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環境史學者費晟于今年出版了著作《再造金山:華人移民與澳新殖民地生態變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2月),這本書為大眾了解環境史提供了不錯的樣本。費晟選擇了以環境史“從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中,思考歷史變化的原因、過程與影響”的思路,來研究近代以來,華人移民如何成功在澳洲找到生存之道,并對澳洲的生態變遷產生了影響。然而,華人展現出來的強大的生態優勢,和歐洲移民者試圖控制生態霸權的欲望產生了激烈的沖突,“生態威脅論”隨即生出,催化了“排華”的民粹主義思潮。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最終交纏在了一起。

            經濟觀察報記者日前專訪了費晟教授,不僅聊了聊此書相關的問題,同時也對于環境史這一視角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談話。在費晟看來,作為歷史學分支的環境史,是研究人與環境關系的變化,不是研究環保史,也不是只關心人類破壞環境的歷史,而是希望說明人類歷史進程不僅僅由人類社會內部因素決定,也有其他自然因素的影響。在費晟看來,“不斷博弈”才是人類與環境真實的關系。

            |訪談|

            華人如何塑造澳大利亞生態:

            從“淘金熱”到蔬菜種植業

             

            經濟觀察報:《再造金山》是一本關于華人移民如何對澳洲的生態變遷產生影響的環境史著作,您最初為什么會對這樣一個主題產生興趣?在國內,研究澳洲算是一個比較冷僻的史學方向,為何您選擇以環境史來進行切入呢?

            費晟:我寫作《再造金山》有個人興趣的因素,也是對學術史反思的產物。2010年,我有幸接受教育部資助從北京前往澳大利亞留學,研究淘金熱的環境史。之所以選擇這個議題,是因為淘金熱奠定了澳大利亞舉世聞名的礦產業,也可以探討環境史視角可以如何刺激我們對成熟議題產生新理解。

            意外的是,我在澳大利亞尋訪淘金熱歷史檔案的過程中,不斷發現華人移民尤其是珠三角移民的歷史身影,而且在田野考察中也遇到了不少華工營地遺址與墓地。雖然我一下子看不懂,但大受震撼。就我此前的了解,國內的華人華僑史研究很少涉及澳大利亞的案例,同時,澳大利亞作為一個移民國家,主流歷史敘事中也不提及華人移民的影響,哪怕華人是澳大利亞最大的非歐洲裔移民群體?;谑澜缡返膶I背景,我產生了深深的疑惑,華人移民對遙遠的南太平洋的歷史究竟有什么影響呢?

            后來我發現,澳大利亞歷史編撰深受種族主義的“白澳政策”歷史觀的影響,即澳大利亞史只是白人移民的歷史。即便過去三十多年,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學界一直在強調多元文化敘事,包括正視土著的歷史地位,但依然很少思考有色人種移民的歷史作用。盡管華人移民在十九世紀中期一度占澳大利亞總人口5%以上,在淘金熱中心地帶甚至出現占男性人口四分之一的情況,但他們的歷史一直被塵封在檔案里,英語學界問津者寥寥。

            另一方面,國內華人華僑史研究的興趣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特定區域海外華人移民的數量、其所在國國際地位及其對華關系親疏。加上掌握小語種的學者比較少,華人華僑史研究通常聚焦于北美和東南亞。不僅如此,傳統研究的主題多是討論特定國家或地區內華人移民的模式、其海外生活的特點、內部組織方式、如何保持中國性、如何與僑鄉保持聯系及其對中國歷史的影響。這種華人華僑史書寫很大程度上成為中國現當代民族主義史學書寫的延伸,不僅內容豐碩,而且具有巨大的學術和現實意義,已有的澳大利亞華人華僑史研究就具有上述特點以及與此相應的學術地位。

            不過,傳統研究也存在一些缺憾。首先就是如何整合體量較小的海外華人移民社會,畢竟華人遍布世界,各有各的精彩和難堪,不一而同。其次,華人移民究竟如何影響了當地社會的歷史進程,多數情況下是晦暗不明的。比如我們可以說明我們眼中澳大利亞華人移民遭受的艱難困苦、歷史貢獻,但是依然不太清楚他們如何與其他移民互動,而且澳大利亞的歷史是否因為華人移民的存在而出現原本可能不會有的變化。再次,相比于僑務和僑批檔案,未能充分利用西文檔案與當地民間文獻中散見的有關華人移民的記載。

            在這種情況下,給我較大啟發的是孔飛力的《他者中的華人》以及環境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前者關心的是,全世界不同地區的華人移民群體如何在特定的海外環境與社會文化中適應與演化,這形成了各種具有對比性的華人移民生態。如此一來,華人移民的歷史能動性以及他們與當地社會的互動性得到更細致的闡發。更重要的是環境史的思路,它從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中思考歷史變化的原因、過程與影響。一方面,移民作為一種生物群落的本質提醒我們可以關注華人如何適應和改造陌生環境,進而充分發掘華人移民的生存之道。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亞雖然是國別區域史研究中的邊緣地帶,但卻是環境史的重要考察對象,因為這里的生態體系本身獨具特色,而又因為移民而發生了質變。這種轉變通常被定性為一種歐洲生態的復制與新生,但是多元文化移民的史實提醒我,這種移民新生態絕不僅僅是歐洲物種、文化與制度的復制,也應該是多元文化移民與土著生態互動的產物。

            最終,我就試圖嘗試突破傳統的華人華僑史的敘事框架,即利用環境史的問題意識,從生態變化的角度看華人移民對澳大利亞殖民地自然與社會的塑造,最終為廣義上的中外關系史研究探索一種可操作的新議題。這種研究路徑或許也可以應用到美洲、東南亞或其他地區的移民史研究中。

            經濟觀察報:您運用了“推-拉”理論的框架來展示華人為何會向澳大利亞進行人口流動,具體來說,構成故土的“推”和異國的“拉”的分別是什么因素?這和當時中國華南和澳洲的生態或者經濟發展狀況有何關聯?

            費晟:“推-拉”理論是移民研究中非?;A性的常用的理論,也非常形象。具體就我研究的澳大利亞殖民地華人移民來說,故鄉“推”的因素,包括鴉片戰爭后華南農村經濟衰敗和兵亂導致的生存壓力,也包括人口膨脹導致經濟發展遭遇生態瓶頸限制,還有災荒防治能力下降后自然災害在沿海社會造成格外的沖擊,而海外“拉”的因素,主要是全球資本主義擴張開辟新資源產地造成的用工需求以及吸引移民創業的契機。

            當然,在我看來,中國移民能夠成功抵達南太平洋地區,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不斷擴張的英帝國太平洋殖民網絡,在18世紀末就已經將南太平洋地區與中國華南口岸連接在一起。隨著海產品遠洋貿易而起的新航路及交通工具的進步,華南居民能夠及時掌握海外新聞,移民澳大利亞的技術阻力明顯降低。

            另外,以歐美商人為媒介,中國市場對海參、檀香木、毛皮等生物制品的消費已經影響到南太平洋的水體與沿海的生態變化,從這個角度上講,中國與澳大利亞的生態體系也已經聯系起來了。環境史通常認為,經濟開發活動是近代人類影響地球環境的主要動因。而思考中外貿易背后的生態影響,賦予了中外關系史研究新的突破方向,尤其是許多人類主觀意識不到的能動因素的歷史作用。

            經濟觀察報:不知道算不算一種刻板印象,因為愛在花園里種菜,種菜被視為華人的一種種族天賦。在這本書里我們看到,種菜不僅幫助當時的華人融入了本來排外的澳大利亞社會,并且建立起了一個可持續的人居生態體系,他們是怎么做到的?

            費晟:移民環境史研究中常常關注拓殖者社會創造的花園,因為有了閑情審美之心,是我心安定的標志。但是更重要的是,新邊疆可以沒有花園,但不可能沒有菜園,否則會死人。澳大利亞與新西蘭乃至加利福尼亞等新礦業邊疆的蔬菜種植園,很大程度上都是華人推動建立起來的。

            淘金熱時期,澳大利亞殖民地社會之所以有利于華人蔬菜種植業的崛起,除了珠江三角洲移民本身具有農耕經驗且慣于自給自足之外,也與這里歐洲新移民的自身特性有關。他們多是工業化過程中擠出的城市貧民,總體缺少農作經驗,但又亟需廉價的食材補給。不僅如此,當時的歐洲移民因為身份和文化上的優勢,大多能夠參與黃金富礦的開發,也不屑于投身利潤率較低的農業,而是寧可以貨幣收入購買日常補給,因此華人蔬菜種植業也較少遭遇白人勞工的競爭。華人移民不僅擅長種植,引入了故鄉的菜種,而且也在種植過程中改良了土地,尤其是平整小塊的土地、不斷追加綠肥和有機肥,讓澳大利亞金礦區缺乏腐殖質又慘遭采礦活動破壞的土地恢復了生機。

            這樣一來,在定居經濟全面發展的過程中,許多礦業社區就更容易持久發展。這一點甚至成為白人種族主義者都很難抹殺的史實。在淘金熱時代,華人移民與歐洲移民由于礦產與水源分配上的競爭而產生矛盾,引發了許多排華輿情與行動,但是華人又因蔬菜種植業上的功績而被認為有利于殖民地社會。蔬菜種植業避免了邊疆社會可能的營養不良問題。華人對澳大利亞與新西蘭本來不宜生存的部分內陸地區形成可持續的人居生態體系貢獻良多。

            生態威脅和民粹主義

            經濟觀察報:通過您的分析,我們發現在澳大利亞“排華”這樣民粹主義思潮最早出現的原因,是因為歐洲移民者認為華人構成了“生態威脅”,實際上是華人展現出來的非常強大的環境適應能力和他們要控制住生態霸權的欲望形成了沖突。正如您在書中結尾處寫道的,用生態威脅妖魔化特定移民群體的邏輯仍舊不時浮現。“白澳政策”有近一個世紀之久的歷史,寶林·汗森(Pauline Hanson)這樣的政客自上世紀90年代就一直活躍在政壇上,我們該如何看待民粹主義對現在的和未來的澳大利亞的影響?

            費晟:囿于篇幅問題,我書稿在出版時刪減了兩章內容,這兩章主要是討論十九世紀末澳大利亞的公共衛生問題、對華人身體與文化的歪曲化想象如何被種族主義者判定為一種生態威脅,從而促進了排華種族主義制度的出臺。淘金熱時期已經有了這些跡象的端倪。事實上,我認為除了馬爾薩斯主義的生態觀及更晚近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十九世紀末澳大利亞對華人移民的排斥態度也深受當時澳大利亞獨立運動制造“他者”、創造本土民族認同的社會氛圍影響。

            澳大利亞試圖從英國獨立出來,但又無法輕易創造完全有別于母國的認同,于是將華人視為異質的他者而想象自己的獨特認同。當時的多數輿論精英與政治精英有意識地配合甚至煽動底層白人勞工排斥攻擊華人勞工,因為他們之間存在直接經濟競爭關系。在反華過程中,除了文化沖突,破壞環境、傳播疾病、玷污血統都成為攻訐華人的借口,華人被污蔑為一種生態入侵者,這更有利于論證排華的合理性。

            具體就澳大利亞的民粹問題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考慮到澳大利亞人口的歷史成分。首先,從1788年澳大利亞殖民地建立開始至1850年左右,澳大利亞一直大量吸收英國的流放犯,與此同時也有大量英國貧民受資助前往澳大利亞。其次,1851年淘金熱之后,全世界謀求翻身致富的中下層人口都前往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也逐漸確定以農礦原料產品出口為支柱的產業結構,體力勞工階層在移民人口中占據絕對多數。所以澳大利亞社會一直具有很強烈的反精英、均貧富、強調鄰里守望、兄弟情義、專注地方的文化傳統,對國際主義、精英政治有較強的疏離感,也有強烈的反智傳統。

            寶林·汗森是非常典型的民粹主義者,她長期在經濟相對落后、國際化程度低的昆士蘭小鎮做小餐廳服務員,以學歷低、草根出身、敢于反抗精英為標簽從政,大量吸引同類人群的眼球。她認為澳大利亞的歷史就是白人移民奮斗和發展的歷史,她強調所謂的愛國主義,那就是要反對多元文化、排斥有色人種移民、不能揭批澳大利亞歷史的陰暗面,因為這可能會動搖澳大利亞的西方認同與核心價值觀。在這種根本立場下,她有極端狹隘與荒謬的言行也就不足為奇。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澳大利亞社會內部分化加劇,階級隔閡感加劇,一度被主流政壇嗤之以鼻的寶林·汗森又贏得了新的市場。

            經濟觀察報:說到民粹主義,環境政策是否會倒逼民粹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很多減緩或阻止氣候變化的政策,窮人需要付出最沉重的成本,有學者認為這會造成了新的不平等。您如何看待這種環境政策可能導致的民粹主義和不平等的激化?

            費晟:盡管環保運動完全可能來自草根運動和民間組織的努力,但是民粹主義也可能阻礙環保運動和環境政策。這里需要有一個冷靜的區分,首先,反環保的民粹主義通常綁定特定的產業或職業,這些行當通常是高污染、高能耗、但轉型難度又比較大的傳統產業。其次,反環保的民粹主義通常反對為了國際道義和人類發展長治久安而推行的環保政策。說白了,既短視又沒有大局觀。他們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去考慮長遠和整體的需求,而歐美國家的政治體制保證了他們可以合理合法地僅僅關注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

            不過對于這種問題,我個人并不覺得應該高高在上指責他們或者用空洞的口號要求他們犧牲小我。比如塔斯馬尼亞的森林工人曾經堅決反對伐木禁令,因為他們的生計全部來源于此,結果他們明明是底層民眾,卻被一直抨擊資本家的中產環保分子視為環保斗爭的對象。顯然,真正的問題在于如何更好地激勵產業轉型、如何建立更平等和正義的經濟分配模式與社會保障體系,這不僅是國際問題,也要求國家社會內部治理的改良。任何以鄰為壑的所謂環保對策最終是損人不利己的。

            可以預測的是,窮人有可能成為環保政策的最大受害者,但一定會是環境破壞最大的受害者。因為當空氣和水都成為昂貴資源的時候,窮人一定更沒有能力獲得。這種局面下,社會后果不堪設想。所以環保決策與環保任務分配一定要建立在充分照顧經濟弱勢群體的利益之上,要循序漸進。

            疫情,災害背后的環境史:

            不斷博弈的人與環境

            經濟觀察報:新冠疫情以來,人們對于環境史有了更多的關注和熱情,您如何看待這樣的現象?為何大眾以往對環境史會處在一種長期忽略或并不重視的態度中?

            費晟:突如其來的疫情嚴重干擾了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影響了國際關系。這再次提醒我們,自然因素對歷史的影響可能遠遠超過人類理性的既有準備。

            在此之前,大家早已經認識到各種人類經濟發展活動引發的環境變化可能制約甚至反噬我們的發展成就。我們對自然需要有敬畏之心,因此生態文明建設越來越緊迫和必要。中國上上下下都越來越有生態和諧的意識,注意環境人文學的研究,絕不是一時興起的趕時髦。因為人類只有理解了自己與自然界其他要素互動關系變化的歷史,才可能更好地理解現在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我個人以為,環境史的出現,不僅得益于現實環保運動的激勵,也來自于一種價值觀的變革。它不僅意味著蘊藏于各種本土文化中樸素環保思想的再生,也是建立在反思現代化、深刻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價值觀的基礎上。

            經濟觀察報:近期世界各地頻發的自然災害,讓人們也更關注環境史。在輿論場中談及災害時,人們總是試圖在“天災論”、“人禍論”選擇歸因并爭論不休,作為環境史學家,您如何看待這樣的輿論現象?對環境史學家而言,“自然與人”到底是處在怎樣的一種關系中呢?

            費晟:一般意義上說的環境史是歷史學的分支,它研究人與環境關系的變化。這里的意思是,人類活動影響自然環境,反之亦然。因此在環境史的語境里,自然變化一定是跟人類活動發生關聯才會被考慮的,哪怕不是那么直接、急劇或顯眼。

            “災”這種表述,首先是對人類立場來說的,因為大自然無時無刻在變化,人類眼里的災,對其他生物來說未必是“災”。所以說,只要是災害,那就不可能是單純歸因于自然或者人為因素。我上課總是舉例子,我說印尼火山噴發從來都有,你人跑到那里定居,被折磨了,火山噴發才成了你的災,可是火山灰肥田啊。如果明知道一個地方存在火山爆發隱患,還形成了人類定居,顯然說明在這群人祖先心目里,有些事情比火山爆發還可怕,而對世代居住在火山下的居民來說,火山爆發是一種他們能力范圍內性價比最高的定居選擇,哪怕會死人。

            由于自然界變化的復雜性經常超過人類理性的預測能力與掌控能力,所以應對災害的目標,或許應該是適應災害或者盡可能降低災害的直接沖擊與次生災害。因此,民間應對自然災害的知識技能及其傳承、特定社會體制對災害的防控與治理能力、再加上自然要素變化本身的強度和范圍,共同決定了我們對作為災害的自然現象的感受。

            需要注意的是,人與自然這樣的表述可以更為嚴謹些,比如“人類與自然界其他部分的關系”,因為我們人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定勝天或者人只能對天逆來順受,都不是妥當的自然觀。

            某種意義上,我認為我的書是環境史作品,就是要強調環境史不是研究環保史的,也不是只關心人類破壞環境的歷史,而是希望說明人類歷史進程不僅僅由人類社會內部因素決定,也有其他自然因素的影響。人類與環境是不斷博弈的。人類適應、改造環境并且創造新環境的過程,是人類歷史的重要內容。

             

            觀察家部門編輯
            采訪并報道一切關于社會的文化思考,比較關注經濟學和社會學及電影、小說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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