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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規則游戲:在傳統與現代夾角里的阿富汗

            王陳2021-08-27 12:07

            王陳/文 1960年5月17日,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渡過安達拉卜河進入越來越開闊的巴米揚峽谷時,他被眼前所看到的景象震撼,“不遠處,佛教石窟沿著巖壁北面開始出現,石窟越來越密集。一座小一點兒的佛像在前,高35米。大一點兒的在后,高53米,這兩座佛像面部涂著灰泥,安坐在巖石中挖出的兩個巨大拱形的石龕之中。”

            那個高53米的大佛就是著名的巴米揚大佛,這尊開鑿于公元5世紀的世界文化遺產在2001年3月12日被塔利班用大炮、炸藥以及火箭筒炸得面目全非,一起被炸毀的還有那尊35米高的大佛以及峽谷中的其他佛像。這成為21世紀人類佛教文化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

            湯因比是幸運的,他親眼目睹了大佛的威嚴莊重,感受到了大佛帶來的平和氣氛。“大約11個世紀之前,佛教就在巴米揚消失了,但是佛教信仰帶來的平和依然統治著這里……在月夜俯瞰整座峽谷,能感受到這種平和。平和的白楊林閃著銀光,平和的佛像和洞窟投下片片陰影。當你凝視這里,佛教的平和也會慢慢降臨在你躁動的西方靈魂上。”

            一、歐亞通衢

            1960年,整個阿富汗都處于一片欣欣向榮之中。這一時期阿富汗處于巴拉克宰王朝末期,末代國王查希爾·沙阿和他的兩個堂弟達烏德(任首相)、納伊姆掌握著國家的權力。整個1950年代,自由議會雖然被解散,但整個國家在強人政治的推動下處于一種積極的變革之中,國家開始擁抱現代化,推行教育改革,婦女被允許與男性一樣去工廠工作,女性也不再被強制穿罩袍出門。

            塔米姆·安薩利那本被人們認為是理解阿富汗過去和現在最好的著作《無規則游戲:阿富汗屢被中斷的歷史》詳細地記錄下了這段歷史。1957年,喀布爾電臺開始播放女歌手的音樂,電臺里也有了女播音員,“政府沒有反對,這可被視為批準,也沒有引發騷亂。”1958年,在政府獲得父母同意書后,40名穿著罩袍的女工入職一家國營制陶廠,開始與男性一起工作,這“沒有引發流血事件。”

            隨后,一場“不穿罩袍”運動從王室向民間普及,女孩子第一次不穿罩袍出現在高中,她們“穿灰色的制服,搭配黑色長襪,白色頭巾。”這一些變化令國內幾位最有權勢的神職人員震驚,上書試圖阻止這場運動,但并未成功。“每個人都為暴亂做好了準備,但一切都風平浪靜。”

            “王室的步伐雖然不太大,但他們開啟了一扇門,變革隨之緩緩而來。接下來的5年里,阿富汗女性仿佛走完了5個世紀的歷程。她們終于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并在教師、護士甚至醫生的崗位上發揮作用,政府部門、工廠和私營企業機構中,也出現了女性職員的身影。”幾年后,喀布爾電臺的女聲播音成為常態。

            作為美籍阿富汗人,塔米姆·安薩利非常懷念那段時光:他姐姐就是阿富汗第一個脫下罩袍穿上裙子進入高中讀書的女孩兒。

            1960年,湯因比的巴米揚之行是他深入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印度進行4個月零10天的旅行的一部分。這一年,這位英國偉大的歷史學家已71歲。這片夾在阿姆河與亞穆納河之間的亞洲高原,深深吸引了湯因比,因為這里“一直是上演人類歷史重大事件的舞臺。”

            這次亞洲高原之旅顯然激發了湯因比的激情,旅行結束回到英國后,他寫了一本游記《亞洲高原之旅:文明的興亡》。在書中,湯因比以宏大的視野和生動的文字對這幾個命運多舛的國家給予了關注,1960年4月到5月間,當他坐著路虎汽車穿行在阿富汗群山之間時,對這個國家充滿了樂觀情緒。

            湯因比把連接西南亞、印度次大陸、中亞和東亞的阿富汗稱為典型的“通衢”(與他創造的另一個地理概念“絕地”相對,他認為,在陸路時代,日本、爪哇以及摩洛哥、不列顛群島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在陸路時代都是“絕地”)。在陸路時代,阿富汗和敘利亞這兩個曾經的文明樞紐之所以能夠興旺發達,主要是因為地理位置和陸路交通優勢,在利用驢、馬和駱駝等家畜轉運物資的漫長時代,阿富汗是歐亞大陸移民、文明和宗教擴張的高速路,自然而然,這片土地也是諸個大帝國眼中的肥肉。但隨著15世紀葡萄牙人發明了可以連續數月在海上航行的新型帆船,西歐人擁有了掌控海洋的能力,西歐暫時成為世界的中心,所有航線匯聚在西歐,再從這里發散,“基本交通工具的革命性變革,暫時將阿富汗和敘利亞踢出了局。”無規則游戲

            無規則游戲:阿富汗屢被中斷的歷史
            作者: [美] 塔米姆·安薩利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副標題: 阿富汗屢被中斷的歷史
            原作名: Games without Rules: The Often-Interrupted History of Afghanistan
            譯者: 鐘鷹翔
            出版年: 2018-11

            二、冷戰機遇

            1960年前后,美蘇爭霸冷戰正酣,對阿富汗的爭奪,也是兩個大國冷戰主題下的一個地緣政治縮影。當時的阿富汗在大國的爭斗夾縫中,卻顯得游刃有余,獲得了很多利益。湯因比注意到,借助美蘇爭霸,阿富汗獲得了大量外國援助,一時間發展迅速,這位歷史學家甚至預測:這塊古老的土地將再次煥發生機。當時,蘇聯和美國的工程師們都在為阿富汗修建道路、港口和水利等基礎設施,湯因比據此認為,這將保證阿富汗再次成為國際樞紐,恢復它在使用驢和駱駝時代的地位。

            在壯麗的赫爾曼德河畔,湯因比感慨美國人龐大的水利改造計劃,他們幫助赫爾曼德河峽谷管理局在這里修路、筑壩、開挖河渠,想讓大片荒地變成綠洲,這個龐大計劃是逐步開發赫爾曼德河南岸河灣地帶,一直延伸到阿富汗邊界。

            在那里,阿富汗的技術和管理人員團隊都有明顯的美式思維,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曾在美國生活、工作和學習,一些還娶了美國太太。他們所有人都表現出對美國生活的某種懷念,并將美式生活隨身帶了來,在荒漠上創造這個新世界,創作一座亞洲的美國城市。湯因比如果能活到今天,他會更加感慨,在新世紀初的20年里,美國人在重塑阿富汗的過程中,耗費了更為驚人的精力和金錢。

            美籍阿富汗人塔米姆·安薩利也是個歷史學家,他出生和成長在喀布爾,于1964年移居美國。在《無規則游戲:阿富汗屢被中斷的歷史》這本書中,他對上世紀美蘇在阿富汗的爭霸史記錄得更為詳細。兩個大國在希望控制阿富汗的戰略初衷上,與19世紀大英帝國三次入侵阿富汗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不同的是,冷戰之后,阿富汗人更多利用了美蘇之間爭霸的微妙心態,而大國之間的競爭確實也推動了阿富汗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還推動了隨后的社會進步。

            “達烏德和納伊姆放眼世界時,他們在冷戰中看到了機遇”。于是,美國投入巨資幫助阿富汗組建赫爾曼德河谷工程局,并派出工程師、地質學家、土壤學家等來到阿富汗西南部,指導阿富汗人修建大壩,建設水力發電廠,規劃運河網絡,灌溉沙漠,并平地建起了一個拉什卡爾小城,也就是湯因比在赫爾曼德河上看到的那個“美國城市”,這個小城被阿富汗最保守的勢力——杜蘭尼和吉爾扎伊普什圖部落(普什圖是阿富汗的主要民族,巴拉克宰王朝的創建者和歷代國王都是普什圖族人)所包圍。在這個“小美國”里,游泳池、俱樂部、現代化的醫院、公立學校等一應俱全。

            當時,西方大國還深入了阿富汗的教育系統??Σ紶柛鞔蟾咧械恼n程體系,幾乎都是由德國、法國和美國規劃的,喀布爾大學也在積極與哥倫比亞大學、懷俄明大學、科羅拉多大學等美國大學建立伙伴關系,“這些學校還派出學者、教授來阿富汗擔任教職,赴美留學的學生隊伍也呈壯大之勢。”

            雖然占據地緣優勢以及先行一步,但在影響和控制阿富汗上,蘇聯明顯處于劣勢。為挽回局面,1955年,赫魯曉夫訪問阿富汗,并與阿富汗簽訂了一份協議,蘇聯將向阿富汗提供1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援助。

            這加劇了兩個大國在阿富汗的競爭,雙方你來我往,紛紛投入巨資和專業力量給阿富汗,幫助阿富汗修建機場、港口和公路。“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美、蘇在阿富汗實施了一攬子援助計劃,在地球上最艱險崎嶇的地形上,修建了超過1200英里的優質柏油路,建立起了連接阿富汗主要城市的公路網絡。”

            塔米姆·安薩利不如挪揄地寫到:“達烏德和納伊姆該多么喜歡這場冷戰??!”

            三、紛亂何由

            如果阿富汗照此發展下去的話,很可能會成為區域經濟強國,但接下來,一次次的國內政局動蕩,以及蘇聯人入侵阿富汗,再次徹底打斷了阿富汗的發展腳步,阿富汗再次陷入紛亂之中。

            蘇聯入侵的一個主要后果,就是阿富汗原有的社會結構被重組。熟悉阿富汗社會結構的塔米姆·安薩利總結道,阿富汗基層社會一直處于“鄉村共和”狀態,在蘇聯入侵之前,這種“鄉村共和”還是完整的,“土地所有者、部落首領以及村中的馬利克等世俗長老,是鄉村社會的真正主人,他們擁有土地、財富和武器,當然還擁有爭權奪利的意志。他們和神職人員合作,但后者起從屬作用,只負責批準他們的決定。”

            蘇聯入侵扭轉了上述局面,即越來越多的“圣戰者”在尋找合作伙伴時,將注意力集中在了神職人員身上,“這一階級以犧牲世俗長老為代價,獲得了空前的權力。土地被燒焦、經濟被摧毀,蘇聯軍隊地毯式的空襲,不僅讓幾百萬人陷于離亂,鄉紳仰仗的體系也在轟炸中一潰到底。”

            1988年,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但阿富汗并未因此走出混亂。蘇聯撤離后,阿富汗境內留下了近30萬名武裝人員,其中政府軍有10萬人,另外約18萬人隸屬于各個“圣戰”武裝,他們久經戰事,各種武器傍身,各派力量都囤積了彈藥,足以支撐多年的內戰。所有這一切,為日后塔利班的橫空出世埋下了伏筆。

            1994年,穆罕默德·奧馬爾于巴阿邊境成立塔利班之前,阿富汗各派武裝已經聯合攻占過一次喀布爾,這次攻占發生在1992年4月,由前蘇聯扶植起來的納吉布拉政權被推翻,游擊武裝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蘭國。首都失陷時,阿富汗總統穆罕默德·納吉布拉·阿赫馬德扎伊逃到聯合國駐阿富汗辦公大樓里——貓了四年之久。

            1996年9月,塔利班第一次攻占喀布爾,是月27日,塔利班將這位“喀布爾之主”殘酷處死。這一年早些時候,被塔利班摧毀的還有巴米揚大佛。曾為阿富汗的歷史著迷的湯因比怎么也不會想到,他對阿富汗將再次復興的預測沒有發生,這個中亞國家一次次陷入混亂,并淪為一個“失敗之國”。

            塔利班在1996年至2001年短暫建立的政權,雖然被美國以打擊藏匿的本·拉登為由推翻,但從此之后,塔利班作為阿富汗最重要的民族主義武裝,再也沒有退出過歷史舞臺,在過去20年里,美國和美國扶持的阿富汗政府雖然一直想徹底剿滅塔利班,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廂情愿。當塔利班今年第二次易如反掌地占領喀布爾,并在8月19日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時,就正式宣告美國阿富汗戰略的徹底失敗。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萬達·菲爾巴-布朗(Vanda Felbab-Brown)最近撰文認為,這表明美國已經意識到,“在阿富汗的長期軍事參與已經成為一種戰略負累和無用的投資,美國已經不具備改變阿富汗基本政治和軍事動態的能力。”

            她轉而認為,這并不意味著美軍撤出阿富汗后,阿富汗的政治和安全形勢就會出現令人滿意地發展。不幸的是,一場愈演愈烈、高度分裂和血腥的內戰的可能性是真實存在的。“至少,塔利班獲得正式權力將給國家的政治分配帶來痛苦的變化。”

            或許這種遠距離觀察和判斷還為時過早,但是不論從阿富汗的歷史看,還是現實看,她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

            美國人在過去20年所面對的塔利班,其實在本質上和當年英國人三次發動英阿戰爭以及蘇聯發動阿富汗戰爭時所激起的阿富汗部族社會里潛藏著的莽荒之力別無二致,雖然外部力量一次次推翻了喀布爾王權,但征服者最終發現他們無法統治這里,不得不被迫撤離。

            四、他者之敗

            對于阿富汗政府(無論什么樣的政府)來說,也一直同樣面臨一個難題,這個難題就是塔米姆·安薩利所說的:在阿富汗,一直以來,臣民眼中只有家,沒有國。他們只服膺于宗教和傳統,聽命于部落和氏族。“對于這樣的國家,王權又該如何行使日常權力呢?這個問題困擾阿富汗的統治者達半個世紀之久,并將阿富汗分裂成了兩個文化世界。”

            進入二十世紀乃至新千年后,在文化本質上,阿富汗的根本問題可能還在于此??Σ紶柡戏ǖ闹醒胝嘣诒举|上與以前的國王沒有太多區別,仍然要面對群山深處數不勝數的部落和氏族。

            而這樣持久的文化傳統,卻能讓塔利班如魚得水,他們借助宗教和傳統,能鼓動和激發起阿富汗民間各個部族、派別乃至異教徒的熱情,一起對抗那些外來者,兩百年前是這樣,一百年前是這樣,現在仍然如此,他們對抗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他者”。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看,塔利班重掌政權后,雖然短期內因為政治的需要,會在社會改革以及與各方合作方面做出努力和讓步,但這都可能是暫時的、表面的、策略性的,長久和深入的改革難以發生。因為原教旨主義的、基于教法原則的社會主張是塔利班的底色,放棄這些底色,塔利班將不再是塔利班,這一如當年阿富汗歷史上的那些改革者,一旦深入改革,就會攪動起深藏在阿富汗社會內部的傳統力量,并一次次引發巨大的社會動蕩,這樣的歷史悲劇不斷在阿富汗重演,很多時候與外部力量無關。

            這或許不該成為阿富汗人民的宿命,但歷史總會再次成為殘酷的現實,根源何在?這能歸結到“普什圖民族主義”上嗎?起碼,當年湯因比在寫作《亞洲高原之旅:文明的興亡》一書時,是有過這種擔憂的。他認為,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這三個國家就像世界上大多數非西方國家一樣,感染了西方民族主義的政治疾病,且“無力承受這種疾病造成的沉重社會負擔。”這或許仍是一個“他者”的觀察,這種觀察多少有一些“疏離感”。

            2002年,塔利班被美國推翻后,塔米姆·安薩利37年來第一次回到喀布爾,他一路北行,游歷了大片鄉村,一直到達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曾經抵抗蘇聯人的根據地潘杰希爾山谷。“當時,首都的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區域被夷為平地,北郊的平原上還有戰火硝煙,”塔米姆·安薩利說,“我發現,阿富汗還是那個我離開時的阿富汗。”在他眼里,在很多方面,阿富汗仍然像18世紀的阿富汗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剛剛聯合起來的樣子。

            10年后,他重返喀布爾,并去了一趟巴米揚,他雖然注意到阿富汗與10年前相比發生了很多變化,比如喀布爾的人口已經從35萬增長到了數百萬,但這個城市依然缺少交通信號燈,交通擁堵依然無解,但人們并不著急,街頭的人告訴他,“一切聽從真主的安排吧!”而在偏遠的農村地區也是如此,阿富汗人仍在遵循著某種傳統的規則生活,“當阿富汗在18世紀作為一個民族國家聯合起來時,它可能就有了一種一貫的文化”。不論以后阿富汗的歷史如何演進,它的框架是一貫的。

            2012年,巴米揚大佛雖已被摧毀,但塔米姆·安薩利看到,附近的巴扎(集市)和他幼時沒有什么差異,店里的老板和顧客一邊喝茶,一邊談生意,街上的小販在高聲叫賣。唯一的差異,是他看到有人在使用筆記本電腦連接互聯網,下載20世紀50年代喀布爾電臺里播放的音樂,這些音樂可以追溯到12世紀甚至更久遠的時代。在巴米揚,他看到的景象讓他感受到,“21世紀與12世紀在這里緊密相連。”

            阿富汗的這種文化特質或許讓我們更容易理解:為何很多時候外部力量支持下的喀布爾政府會形同虛設,政府軍會放棄抵抗“圣戰者”,這也是塔米姆·安薩利始終對外來文化和試圖征服阿富汗的帝國們持批評態度的主要原因,他進而認為,“一旦外部壓力減弱,阿富汗人就能著手解決國內的文化矛盾,這條路注定布滿荊棘,但是,希望并非那么渺茫。”

            站在巴米揚大佛曾經凝望的巴米揚集市上,他說自己突然生出一種感覺:周圍的一切并不代表過去和現在,也許它們象征著未來,它們正從阿富汗歷史的沼澤中升起。我無法想象它最終的形態,只是突然覺得,阿富汗就像一個實驗室。數個世紀以來,無數勢力席卷過這片土地,這個國家充滿了矛盾——我們的星球又何嘗不是如此。如果阿富汗能成功地將國內的眾多民族融合成一個具有凝聚力的文化整體,那么,也許這個星球也會有希望。

            如今,塔利班再次抓住了這個機會。但是,它能“成功地將國內的眾多民族融合成一個具有凝聚力的文化整體”嗎?或許,塔米姆·安薩利也難以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