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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阿拉伯商人的大唐見聞——蘇萊曼東游記

            劉剛2021-09-06 18:19

            (圖片來源:圖蟲網)

            【文化的江山】

            劉剛/文

            大唐航海第一人杜環是個戰俘,航海第一書《經行記》也殘不忍睹。杜環從海路回國,可海路上,《經行記》里只提到一國——師子國(即今斯里蘭卡)。宋峴《杜環游歷大食國之路線考》,只考了陸路,沒考海路,所以,海歸的行程尚不清楚。

            不過,我們可以參考另一本書。這本書據說出自一位名叫蘇萊曼的大食商人,在中國有兩個譯本,一本譯作《蘇萊曼東游記》,題蘇萊曼著,為劉半農、劉小慧父女合譯本,另一個譯本,書名為《中國印度見聞錄》,未署著者,譯者為穆根來等人。書中,附有一張九至十世紀阿拉伯人航海東來路線圖,這張路線圖,能為杜環海歸行程,提供一個大致的路線參考,同時能為其行程展開一個文化比較的背景。

            阿拉伯人哪來的文明底氣

            談起世界,《中國印度見聞錄》卷一第二十四說,印度人和中國人一致認為,世界上有四個國王,排在第一位的是阿拉伯人的國王,說他是最偉大的國王,最富有的國王,最豪華的國王,是無與倫比的宗教之主,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國國王,第三位的是羅馬國王,第四位國王,不說他是印度人國王,而說他是穿耳孔人的國王,用了鄙視的眼光。

            這當然是阿拉伯人的觀點,只是用了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口吻來說。印度人會怎么說,我們不好揣測,但印度人總不至于把自己說成“穿耳孔人”吧?中國人會怎么說,那就更不勞阿拉伯人來代言了,肯定也要自認為天下第一,否則,那就不是天朝上國了。

            每一位國王,都擁有一個帝國,將他們各自的勢力范圍統合起來,就形成了世界,前面三位,相應的有阿拉伯帝國、唐帝國和東羅馬帝國,而第四位印度,其時,已難稱帝國,但它在歐亞大陸居于中心地位,從阿拉伯到中國去,無論陸地,或者海洋,它都是必由之路,即便不能成為世界的地緣政治中心,它也是繞不過去的世界地緣經濟中心。

            三個大帝國,阿拉伯居中,西與羅馬為敵,東同中國貿易,連接東西方,表現出世界文明的樣式,這大概是阿拉伯人除了宗教信仰以外所具有的文明底氣的由來。

            這一時期,阿拉伯人對中國的認知,郭筠在《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國》一書中作了綜述,其中有一種說法很有意思,將大地的形狀比作一只巨鳥,中國是鳥頭,印度是右翅,易薩是左翅,麥加、漢志、敘利亞、伊拉克和埃及是它的胸腹,北非是它的尾巴。很顯然,這是對伊斯蘭化世界的一個描述,因為整個基督教世界都沒有包括進來,可出人意料的是,它竟然以中國作為鳥頭,難道中國已被阿拉伯人納入其伊斯蘭化世界的藍圖?

            帶著這樣的藍圖,阿拉伯人紛紛前往中國,對于中國便格外關注起來,最先關注的,當然是商人,最早有關中國的書寫,也出自商人之手,由蘇萊曼開了個頭。這個頭,開的比馬可·波羅早了400多年,可這兩位,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是商人,推動阿拉伯人去認識中國的,雖有圣訓作為流傳的口碑——“知識雖遠在中國,當亦求之”,但第一推動力,顯然并非求知,而是求利,是在求利過程中,為了利益最大化而去求知。

            他們的學者,跟在商人后面舞文弄墨,可最終,還是沒有一人來到過中國,相比之下,可以說,那時的阿拉伯學者,還沒有一人像杜環了解大食國那樣真懂中國,但這并不妨礙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拿“中國”來說,其中,有一位名叫雅庫比(Yakubi)的歷史地理學家在其著作中,提到“中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如果從海上去中國,需橫渡七海”。

            這“七海”,也就是從波斯灣到中國南海,若按照那時的說法,便是從法爾斯海(Fars)到漲海,中間經過的海,出了波斯灣,就是阿拉伯海,那時稱作拉爾海(Lara)。接下來的,是孟加拉灣,時稱哈爾干海(Harkand)。再往東去,是安得曼海,那時叫箇羅海。由此而南,就到了石叻海(Salahit),石叻,為馬來語Selat音譯,意為海峽,此即馬六甲海峽,石叻海,乃海峽附近海域。由此往東,至中南半島,于湄公河口入海處,有昆侖島,其所在海域,稱軍突弄海(Kundrang),亦馬來語音譯,中譯為“昆侖”。再往東去,到達中國南海,阿拉伯人稱“漲海”,即阿拉伯語Cankhay音譯,漲海盡頭為海南島,由此入“中國之門”。

            了解了阿拉伯人說的“七海”,我們就大略可知杜環的海歸路線圖了,其歸路,當與蘇萊曼的來路同為一路,但在時間上,兩人前后相差約90年,分別處于中唐、晚唐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正是這兩個階段的差異,使得大唐與大食兩個帝國此消彼長。

            杜環那時,新興的巴格達作為“中國國王的禮物”,尚以大唐長安做榜樣,到蘇萊曼來華時,巴格達還在蒸蒸日上,而大唐長安卻已是一副衰落的模樣。所以,蘇萊曼在他的見聞錄里,將大食國王排在世界第一,并非其妄想。將大唐國王排在第二,那也是照顧了大唐的面子,借了中國的光,因為,絲、瓷、茶等美好之物,實在要比國王強。

            失去了航海家的海通時代

            如果杜環從巴格達出發,他先要到巴士拉,并在其附近,找到一個名叫斯拉夫(Siraf)的海港,在此,登上一艘裝完貨就要“搶路”,亦即正在揚帆起航的中國船。

            為什么不直接在巴士拉下海呢?因為中國船大都在斯拉夫港裝卸貨。斯拉夫,是波斯灣最大港口,城里沒有田野,沒有牲畜,但人口密集,有的是豪華建筑和往來于印度和中國的商船,為什么中國商船多停泊斯拉夫港等待裝運?

            由于兩河流域出??诩捌涓浇S蚨鄿\灘,且風浪大,使得體積龐大的中國商船殊難航行,故將貨物先載至斯拉夫港,然后,用小船轉運到巴士拉和巴格達,至于阿拉伯本地物產,也是由小船先載運至斯拉夫港集中,然后再由中國商船運往東方。

            那時,大唐雖已內亂,但繁榮尚在民間,那些中國民間商船,就像大航海時代西班牙人的“馬尼拉大商帆”,自由的往來于東洋和西洋之間,以其對海洋的征服和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承擔起海上物流的職能,只可惜那些商船的船長們,他們之中,應該不乏哥倫布那樣的航海家,可他們的名字,一個也沒留下,因為他們不入史官文化的視野。真正的航海家失蹤了,一不留神,像杜環、楊良瑤那樣的???,便成了中國大航海的代表。

            真正的航海家,是那些自己駕駛船只,自我指引航程,開辟航線的人。而杜環等人,只不過是海船上的一名過客,一個搭渡的海洋邊緣人,可一部中國航海史,多半是由這樣的海洋邊緣人記錄的,記錄中,沒有航海家的名字,更談不上為他們立傳了。

            用史官文化來看,航海記錄之海域,應當成為在王朝史觀主導下的域外地理志的一部分,作為王朝中國天下觀里的海國輿地之例示,王朝中國的海通,在思想上,最多也就通到了這里,從《漢書·地理志》到《海國圖志》,都是有志沒史,見地不見人,只留下一連串航海記錄的地名,而看不到一個與這些地名有關的人——那些航海家們。

            也許中國的航海家們,換了一種形式出現,非以歷史形式,而以神話形式,非以歷史人物,而是作為神仙,出現在方士傳或神仙傳,如秦漢徐福、安期生等。

            王朝中國海通,在唐以前,除了朝貢,便是游仙,自唐設市舶司以后,海外貿易才上了國家利益的航船,派了朝廷官員,尤其太監來監管。但對于民間自發的航?;顒?,還是不聞不問,一部中華航海史,依然被海外奇談充滿,只留下了“??驼勫?rdquo;。

            沒想到紛紛“???rdquo;中,竟然有一位像杜環這樣有來歷的人,他有族父杜佑關照,雖不至于被“煙濤微茫”所埋沒,但杜佑對他知根知底,也使他難有“傳奇”。

            若將他放在秦漢時,他或許能成為海外仙人,或位列海上方士,但隋唐以來,踏浪而至者,多是佛法僧人,接踵來的,亦多為傳教士,來東土傳法,來傳有“大食法”——伊斯蘭教,有“大秦法”——基督教,還有“尋尋法”,亦即波斯人的拜火教。他本人,顯然不在僧人之列,似乎也不太可能作為傳教士來華,即便入了伊斯蘭教,他也不會以傳教士的面目出現,我們從經過杜佑摘錄的《經行記》里看到的杜環,依然是那個有著中國傳統士人底色的杜環,是用中國式天下觀來打量世界的杜環。

            阿拉伯人的中國印度比較

            杜環和蘇萊曼一樣,也是從波斯灣北部沿岸的斯拉夫港起航,然后,泛游七海,來到中國,蘇萊曼寫在游記里的那些海域見聞,想必杜環多少也會有所經歷。

            例如《中國印度見聞錄》中,提到了“在真主創造的人類中,中國人在繪畫、工藝以及其他一切手工方面都是最嫻熟的”,對于這一點,杜環在巴格達時就已領略,那些中國工匠、畫匠,若在本土長安很平常,可出現在巴格達,就出類拔萃了,以至于阿拉伯人認為“沒有任何民族能在這些領域超過他們,中國人用他們的手,創造出別人認為不可能做出的作品”,阿拉伯人對于中國人的手藝,佩服之情,那可真是溢于言表。

            但是,一談到宗教,就不以為然了,蘇萊曼說,“中國人沒有宗教,他們的宗教來自印度”,這對一個宗教至上的民族而言,心理上會有怎樣的一種感覺?

            可奇怪的是,阿拉伯人并不因此而小視中國并以中國的價值觀為敵,那時,阿拉伯人早已在西域開始了用伊斯蘭教來取代佛教的工作,蘇萊曼等人前來中國,雖不能說沒有傳教企圖,但其主要目的還在經商,對于商業利潤的信仰可以量身打造天堂。

            可不,那時的中國政府就專門為阿拉伯人搞了個伊斯蘭貿易特區,以河流為界,同中國人的城市分開,讓穆斯林自治,蘇萊曼在其見聞錄里提到“在商人云集之地的廣州”,就有這么一處“蕃坊”,由“中國官長委任一個穆斯林”來管理,授權他以伊斯蘭法律“解決這個地區各穆斯林之間的糾紛”,還說“這是照中國君主的特殊旨意辦的”。

            看來,蘇萊曼對那位被中國官長任命的穆斯林還比較滿意,因為“每逢節日,總是他帶領全體穆斯林做禱告,宣講教義,并為穆斯林的蘇丹祈禱”,還說“此人行使職權,做出的一切判決,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異議,因為他的判決是合乎正義的,是合乎尊嚴無上的真主的經典的,是符合伊斯蘭法度的”,他對這樣的管理——將阿拉伯人的重商主義與其宗教倫理相結合的管理贊不絕口,其中亦含有對大唐政治文明的贊譽。

            在宗教方面,印度人是中國人的老師,蘇萊曼從中國人那里聽說,“印度人給他們帶來了佛陀,給他們講經說法”,總之,印度人的佛教,已經在中國先入為主了,后來的,如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幾乎所有的宗教,都來中國立足,但都難以為主,即便一神教來到中國以后,也不得不與其他宗教和平共處。在中國,沒有宗教戰爭,也沒有由于宗教原因而引起的文明的沖突,形成了一個不同信仰都能各得其所的共和的大格局。

            蘇萊曼還說,他在印度和中國,“沒有見到過一個伊斯蘭教徒,也沒有一個會講阿拉伯話的人”,但他卻沒有什么違和感,那時,阿拉伯帝國還在上升時期,阿拉伯人的心態也很開放,要把各國好的文化都拿來為我所用,還沒有出現那種經歷過衰落之后的文明過敏癥,因此,他們喜歡拿不同的文化來做比較,《中國印度見聞錄》里,就有許多中印文化比較,這些比較的素材,可以拿到他們的“智慧之家”去提升,成為新文明。

            在第一卷里,蘇萊曼講他如何看待中國和印度,對于印度,他是這樣看的:在印度,醫學很興旺,哲學也很發達,中國也有醫學,主要是灸,中國也有天文科學,可印度更為發達。這樣的看法,當然是片面的,由此可見那時阿拉伯人未將其目光投注在中國學術上,也就是說,吸引他們的不是中國人的學術思想,而是關于中國的“帝國想象”。

            蘇萊曼認為,大唐國土規劃與制度安排以及衣冠人物等,都與大食相像,都有那么一副“帝國模樣”,而印度,“國土面積比中國大兩倍”,“有更多的國王”,但都是一副“小國寡民”的模樣,相比之下,“中國的人口要多得多”,“在印度,很多地區是荒無人煙的,而在中國,所有土地均被耕種,全國各地人口密集”,因此,“中國更美麗,更令人神往”,因為,“印度大部分地區沒有城市,而中國人那里則到處是城墻圍繞的城市”。

            除了人口眾多,蘇萊曼還發現“中國人比印度人更為健康”,“中國人看上去較為健壯”,他告訴我們,“在中國,疾病較少”,很少見到一個殘廢人,而在印度則屢見不鮮,而且“中國人比印度人好看得多”,好看的不是長相,而是衣著,他說“中國人的禮服很像阿拉伯人衣著,穿長袍,系腰帶”,而印度人則“不分男女,一律披兩塊布當衣服”。

            在制度安排上,印度比中國有更多國王,有更多軍隊,因為印度軍隊不用國王發軍餉,“國王只是召喚他們去作戰,戰士們自己花錢去打仗”,而中國卻不一樣,對于軍隊必有軍餉,還另有犒賞,阿拉伯軍隊也如此,反映了部落國王與帝國君王的差異。

            最后,蘇萊曼用了一個傳說,來為他的中國想象結尾,他說:中國東部,面臨大海,海上有錫拉諸島,島民是白色人種,每年向中國朝廷納貢,他們對蘇萊曼說,“如果不向中國君主納貢,那么他們那里就不下雨”,而蘇萊曼卻表示“我們誰也沒有去過這些島上,因此也就不能談有關島上居民的情況”,蘇萊曼同他們相遇,或于通往朝貢之路上,這本來是為了討取賞賜的一句說辭,可說著說著,雖未能說成真理,卻也說成了傳奇。

            杜環歸來時,正是傳奇盛行時。蘇萊曼到來時,已快接近傳奇的尾聲了,再怎么傳奇,到了“中國之門”的海域,都必須等待南風起,因為,只有在起南風時,方可在南海揚帆,乘風北上,直抵一條大江的喇叭形河口,從那河口上行,便到達了廣州。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

             

            自由思想者,獨立學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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