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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主義的宗教維度

            楊靖2021-09-08 12:47

            (圖片來源:圖蟲網)

            楊靖/文

            時至今日,每當說起南北戰爭,人們通常仍會以一種道德主義的口吻宣稱:這是一場消滅奴隸制并維護合眾國統一的“正義之戰”。戰爭過后,作為憲法自由平等精神的捍衛者,林肯及北方廢奴派美名四處傳頌,南方邦聯及擁奴派則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然而,在美國文學評論家路易斯·梅南德《形而上學俱樂部:美國思想故事》一書中,作者卻借書中人物霍姆斯大法官之口,對這場“促成美國社會現代性轉變”的戰爭進行了深刻反思。

            霍姆斯出生于波士頓婆羅門(Brahmin)家族,其父與愛默生友善。受愛默生等人影響,霍姆斯贊同廢奴,并主動報名參戰。他在內戰中浴血奮戰,三次受傷(其中一次僥幸生還),這一經歷讓他對此前一向堅守的道德信仰產生了懷疑:北方從人道主義出發,相信解放黑人是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南方則以《圣經》為依據,認為奴隸制的存在是天經地義。雙方皆自信滿滿,以為真理在握,并甘愿為捍衛這一真理而赴湯蹈火。那么問題是:到底哪一方才是真正的真理?世上是否存在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在梅南德看來,正是對于這一問題的探究,導致了美國實用主義的興起。

            “為了消除這次內戰的影響,美國花了近半個世紀發展出一種文化……他們提出了一套思想、一種思維方式來幫助美國人適應現代生活環境。”——梅南德將這一為適應環境而嶄露頭角的思想統稱為實用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既是名人傳記(合傳),也是一部社會思想史。它通過描繪實用主義哲學四位代表人物——霍姆斯、皮爾士、詹姆斯和杜威——的生活經歷(并有各種趣聞軼事作點綴),探討了實用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思想根源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運用。

            書中最先亮相的是霍姆斯:他曾滿懷理想,并不惜為理想而獻身,可轉身卻發現“塑造他的世界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和安蒂特姆河死去,淵博的學者和杰出的領袖一樣無力阻止這場戰爭。”南北戰爭“給他的生活燒了一個洞……刻骨銘心,讓他隱約意識到了思想的局限性。”由此霍姆斯開始質疑、蔑視一切道德上的絕對真理與“必然之事”,并得出結論:正是南北雙方對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抽象原則的狂熱激情引發了美國歷史上傷亡最為慘重的一場悲劇。根據梅南德的說法,“霍姆斯從戰爭中吸取的教訓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正是自我確信(self-assurance)導致暴力”。

            霍姆斯日后將美國內戰定義為一場以道德理想開始并且以道德理想結束的戰爭——“文明是具有侵略性的。當他們拿起武器,將他們的文明觀念強加于人的時候,他們就失去了自身的道德優勢。有組織的暴力行為實際上就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壓迫。”退役之后,無論是身為律師還是榮膺法官,霍姆斯一改從前自以為是的風格,其實“反映出一代人的轉變。對于經歷過戰爭的許多人來說,他們向往代表專業精神和專業知識的價值觀,推崇客觀公正的科學態度。”——這與戰前北方知識分子標榜的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和道德主義截然相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梅南德宣稱:“內戰本身并沒有使美國走向現代化,但是內戰標志著現代美國的誕生”。

            書中第二位登場的人物是皮爾士。這位實用主義的創始人才華橫溢(詹姆斯對他推崇備至),卻因為私生活不檢點先后被逐出哈佛和霍普金斯,最后窮困潦倒,抑郁而終。作為天才的數學家,皮爾士致力于探討宇宙的隨機性和人類推理偶然性的影響,并由此得出結論:人類知識具有“社會”性——這是實用主義的基本綱領,也堪稱他“對美國思想最重要的貢獻”。

            緊接著出場的詹姆斯是本書的靈魂人物。他在1907年出版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一書中最早確立這一術語(借用皮爾士語)并闡明其價值和意義:“‘真的’不過是有關我們思想的一種方便方法,正如‘對的’不過是有關我們行為的一種方便方法一樣。”詹姆斯和霍姆斯既是“發小”,也是終身的競爭對手——從學術爭論到男女情愛?;裟匪沟乃枷腼L格高雅樸素,詹姆斯的思想風格卻熱情奔放。詹姆斯頻繁地轉換研究方向——從化學、心理學到哲學,“就像別人更換襪子一樣。”他將上述關于實用主義的第一本書副標題命名為《某些舊思想方式的一個新名稱》(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并預言這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他堅信這一種新方法將創造一場思想革命運動,其意義“就像清教徒的宗教改革一樣”。

            本書最后一位主角是杜威。他既是前述三位實用主義思想的繼承人,更是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貢獻在于創立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plural-ism):這一術語“意味著接受不同宗教、族群和文化群體所具有的文化差異”。與傳統的威權主義不同,文化多元主義提倡社會的包容性,即倡導寬容和理解與社會共同(或多數)理念并不一致的行為和思維。杜威相信,在正確理解的前提下,人類的欲望和利益基本相容;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杜威通過不懈的著述、演講和社會活動,展示實用主義原則如何有助于解決美國社會的種族、階級和社會問題。以“一人一票”的選舉形式為例:杜威認為,這只是民主可能采取的形式之一,但并非唯一——因為“民主只是一種實驗方法,教育方法,民主的改革沒有既成方案。”這一主張也可視為20世紀美國社會民主化運動的行動綱領。

            從這個角度看,實用主義者不僅是深邃的思想者,也是卓越的行動家。一方面,他們都認為,思想不是“在那里”等待被人發現的東西,而是人們“發明”的工具,像桌布和半導體一樣,為人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思想并非專屬于個體,而是群體的產物,換言之,思想具有社會性——思想并非按照自身某種內在邏輯發展,而是像細菌一樣完全依附于人類載體和社會環境。此外,他們還堅信,任何思想之所以具有存在的價值,不是因為其永恒不變,而是因為其因時而變。

            由此可見,實用主義不是關于某個具體問題的理論綜述,而是一群人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對既有觀點不斷地進行實證、校驗、修正和重建的行為。正如梅南德本人在訪談中所說,他的書“是一次以實用主義精神書寫實用主義理論的努力:我們在個人和社會環境中獲得思想,因此我們首先需要研究浸潤思想的環境,然后再來審視思想本身”。他曾將思想比喻為“餐桌之刀叉”,強調思想既非神圣之物,也非超然物外,它們只是現實中普通而真實的現象;同時,他也極為強調思想的“工具性”——在本書中,霍姆斯、詹姆斯、皮爾士和杜威等人正是從各自研究領域出發,從經濟、教育、宗教、心理、法律等各個方面進行深入探究,從而為戰后新世界提供了一套新的理念:人是自己命運的主人,思想和信仰始終為利益服務。在共同的利益面前,各種思想和宗教信仰應當兼容并包。由此,梅南德宣稱,實用主義最大的成就是幫助“塑造美國思想的方式……使得寬容成為現代美國的官方美德”——這一論斷也恰好契合本書的副標題“美國思想的故事”。

            作為一部記錄19世紀至20世紀美國社會思想史演進的著作,宗教顯然是題中應有之義。盡管作者并未以“奴隸制的政治”(第1章)或“多元主義”(第14章)等專章的形式標記,但事實上對于實用主義者宗教觀的探討幾乎散見于全書各處——以愛默生為中心。眾所周知,愛默生是19世紀美國文化名人、超驗主義代表人物,其思想學說在塑造美國“國民性”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實用主義者無不深受其影響,其中以詹姆斯最為顯著——“愛默生的超驗主義預示了詹姆斯的實用主義哲學:即觀念是人類有限的工具,觀念的真實性在于它促進人類行為的能力。”

            如同愛默生研究專家阿爾布雷克特 (JamesM.Albrecht)所指出的,自1830年代起,愛默生的世界觀“不再是以耶穌或上帝為中心,追求抽象的、形而上的唯心主義,也不是以物質世界為中心,追求具體的、形而下的唯物主義;而是以人為本……強調哲學融入人類現實生活。”相對于傳統西方哲學的二元論架構,這種以人為本的原則正是實用主義哲學解釋世界的智慧所在——有用即好,好即有用。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魯克斯(VanWyck Brooks)將愛默生和富蘭克林一同視為實用主義思想的兩大源頭,“自美國文明形成之日(美國文明自形成之日)起就存在著兩條思想主線:一條是出自清教徒宗教虔誠的超驗主義傾向,它在愛德華茲那里形成一種哲學,并傳至愛默生;而另一條把握一切機會攫取好處的思想傾向,則起源于清教主義中講究實際的傾向,它在富蘭克林那里形成另一種哲學。”

            愛默生是老亨利·詹姆斯至交——詹姆斯家中常年為愛默生保留一間客房,詹姆斯兄弟(威廉和亨利)都曾當面聆聽這位康科德圣人的教誨。詹姆斯一向患有神經衰弱,據說正是在愛默生樂觀主義精神影響下,才最終擺脫了失眠和抑郁癥。在這一過程中,相對于其他人,詹姆斯的宗教體驗也尤為深刻。他從中不僅發現了多元宇宙,更發現宗教的實用性——正如后來他在《實用主義與宗教》中所說,“我所提供的那種多元的、道德主義的宗教,也許就是你所能發現的最好的一種綜合性的宗教。在那粗陋的自然主義和超驗的絕對主義這兩個極端之間,我所冒昧稱為實用主義或改善主義形式的有神論,也許恰恰是你們所需要的。”

            霍姆斯的宗教觀與他的生活經歷也密切相關。戰前南北雙方就奴隸制是否合乎圣經教義展開激烈交鋒,戰后這種論戰卻只剩下勝利方的“一言堂”——此前質疑這場戰爭合法性的眾聲喧嘩統統歸于沉寂。在霍姆斯看來,這一現象極為反常:宗教教義需要辯論,社會思想也不能定于一尊。因此,霍姆斯提出“思想市場”的概念:沒有哪個個體(或群體)能夠擁有全部正確的思想,允許包括宗教思想(甚至異端)在內的各種思想自由表達。如此一來,才能在整個社會的資源中得到真正“有用”的思想。在日后的司法實踐中,霍姆斯一直致力于維護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并堅信這并非出于個人利益,而是關乎社會利益。

            皮爾士宗教思想的特征在于調適科學與信仰之路。對他而言,沒有純粹抽象、高懸于人類生活之外的宗教真理——真理之所以為真理,就在于它能夠成為信念,深刻地卷入人類生活的實踐中。皮爾士宣稱,就連“幾何公理都只是經驗法則,沒有任何理由能讓我們相信它是那么精確、那么完美”,因此認定某項定律絕對正確,只是出于務實的決定。與此同時,皮爾士認為,科學與宗教一樣,都是在不斷“試錯”過程中被證明和發現的真理。譬如醫生治病,盡管不知道病因,但他可以通過癥狀進行推測并開具藥方:如果奏效,就說明這把“賭”對了。傳統的神學家和宗教哲學家認為宗教與科學截然對立,科學的發展會對宗教造成致命打擊,皮爾士則主張兩者結合,從而建立一種以愛為核心、把科學家以及廣大信徒包羅在內的“科學的宗教”——即實現“宗教與科學的聯姻”(The Marriage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杜威與宗教也有著不解之緣。他的母親是公理會教徒,他自幼的成長環境具有濃厚的宗教氣氛。在探討宗教問題時,杜威刻意回避教派和教義之爭一類敏感話題,轉而致力于描述包括宗教經驗在內的個人經驗以及獲得圓滿經驗的意義和方法。杜威發現,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信奉宗教的動機并不純粹。“絕大部分宗教都要求教徒無條件地信奉各自的教條,這就為某些宗教界人士打著宗教的幌子謀求私利大開方便之門。”杜威認為傳統的宗教建立在貴族統治基礎之上,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F代的宗教必須與時俱進,關心普通人的情感需求,才能真正成為民主社會的一部分。杜威被稱為美國人的“導師和良心”——原因也正在于此。

            綜上所述,雖然實用主義者的宗教主張各有側重,但總體而言,他們都認為,各種宗教或教派都掌握“部分”真理,都有存在的權力和價值——對于信奉該教派的信徒來說,每一種宗教效果大抵相同:具有鼓舞人心和撫慰心靈的作用。

            在名著《宗教經驗種種》中,詹姆斯對宗教經驗及其效果作出了具體描述。他把宗教分為制度宗教和個人宗教:前者關注的是神(及其人間代表),個人宗教關注的則是人——“他的良心,他的功過。他的無助,他的不完備”。換言之,內在宗教關乎信仰(個人有權決斷),外在宗教注重禮儀(愛默生當年正是因為“圣餐”禮儀之爭,憤而退出教會),此即詹姆斯所謂“宗教私人化”——羅蒂(RichardRorty)后來評價“詹姆斯實用主義宗教哲學的根本策略就是宗教私人化”,可謂正中下懷。

            宗教私人化是兩百余年來美國宗教發展中的一種勢不可擋的趨勢,它符合信仰自由的原則,具有積極意義:它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現行制度宗教中的種種弊端,并使得信徒成功擺脫了教會的約束和迫害。自文藝復興以來,尚未有其他任何一種思想學說能夠發揮如此強勁之功效。詹姆斯倡導宗教私人化之努力,與富蘭克林宗教世俗化之實踐,可以說是一體之兩面。

            值得注意的是,實用主義者在強調宗教私人化的同時,也堅持宗教信仰具有一種公共維度。在他們看來,由于宗教天然與道德掛鉤,因此在應付對外(內)戰爭、消除政治腐敗和保障社會公平正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內戰為例——同歷史上的宗教戰爭一樣,它以“圣戰”為旗號,事實上,背后卻是利益之爭。歷史同樣表明,這一種“人為”發動的對抗毫無意義:“我們用戰爭讓奴隸獲得自由,現在還得再一個一個地來解放他們一遍。我們付出了戰爭的代價,還要考慮南方人承擔的額外苦難。”由此,杜威倡導“共同生活”的做法——為了共同利益,在寬容和平等的基礎上與他人合作,而非暴力對抗;因為對抗并不能增進相互理解,反倒會歪曲雙方的用意,并最終導致訴諸暴力。用杜威好友簡·亞當斯(Jane Addams)的話說,真正的偉大在于“認同盡可能廣泛的共同利益”。

            詹姆斯等人的實用主義理念與宗教信仰維度之所以能夠并行不悖,因為他們相信,宗教信仰在某種意義上可以促進現實利益的實現。對美國人而言,世俗的成功乃是崇奉和榮耀上帝之道,二者相輔相成。皮爾士半開玩笑地將哈佛幾位年輕人的興趣小組命名為“形而上學俱樂部”,恰恰是為了表明其立場:道德原則和抽象概念是維護形而上學和宗教價值體系的利器;實用主義關注的則是最終的效果這把(奧卡姆)剃刀,而維系著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原則的“美國信念”(或“美國夢”),正是宗教理想和實用主義二者結合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20世紀美國“新實用主義者”霍勒斯·卡倫(Horace M.Kallen)在《民主與熔爐》(“Der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 Pot”)一文中將這一種結合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各種宗教群體能夠友好共處,而不是相互敵視……就像在完整的交響樂中,每種樂器都有合適的主題和旋律;社會中也是一樣……群體之間的和諧、不和諧乃至紛爭一起構成了文明的交響樂。區別僅僅在于:真正的交響樂在演奏之前已經譜好,文明的交響樂則是在演奏中譜寫。”路易斯·梅南德在《形而上學俱樂部》一書“后記”中將寬容和自由的價值觀視為實用主義最可寶貴的現代遺產,與卡倫這一論斷可謂異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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