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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私簡史:從在場到缺席的窺視

            劉晗2021-09-10 18:14

            劉晗/文 越要遮蔽,就越引來獵奇的目光。

            身處公共空間和社會群體的包圍之下,無論科技發展到何種程度,獵奇的心魔始終是人類的通病,他們透過對個人隱私的窺探,滿足好奇帶來的刺激。隨著時代的變遷,從偷看書信日記、私闖民宅這樣試圖拉近距離感的闖入,再到互聯網大數據和消費主義背景下私人數據的曝光,從在場到缺席的窺視,無疑是一部物質與精神文化的進化史。

            數字化時代的到來,意味著個人隱私在AI的操控下到了無可逃遁的地步,曾在隱私領域深耕多年的歷史學教授大衛•文森特 (David Vincent) 的《隱私簡史》,從14世紀追溯到信息量超乎想象的今天,個人隱私也從城市、房間以及紙質媒介這樣可感可觸的物質世界,延伸到了通訊影音兼備的無形網絡世界,瀏覽數據、行動軌跡統統盡在掌握……

            特別是在新冠疫情肆虐的當下,私人信息不僅在社交媒體上公之于眾,并在公眾視野下一再被放大,“我不想感染新冠,但更怕出行軌跡被曝光”的呼吁不絕于耳,公共利益與個人隱私之間的關系,迫使回避已久的問題再度提上日程。

            隱私簡史

            隱私簡史
            作者: 大衛·文森特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
            原作名: Privacy: A Short History
            譯者: 梁余音
            出版時間: 2020-10-9

            尋找破壁的快感

            中世紀家庭的居住環境很局促,大多數人鮮少有私人獨處空間,因此在保護隱私上煞費苦心,安裝百葉窗可以伺機觀察周遭鄰居的動態,同時保證對方看不到屋內。正所謂“內憂外患”,他們在對抗外界上做足了功課,卻逃不開家庭成員之間在狹小逼仄空間里的共享隱私,他們的親疏全靠妥協和容忍度,一言不合就開火的沖突情境成了家常便飯。

            在“隱私”二字還是天方夜譚的時代,只有貴族才有條件在臥室旁安排一間密室,用作禱告冥想等宗教儀式,大多數人的日常坐臥,要供闖入者隨時瞻仰。因此,有限的物理空間決定了被奉于金字塔尖上的隱私,只是上流社會才有資格享有的一種特權。

            家庭空間劃分雜亂無章的局面其實持續了很久,在菲利浦·阿利埃斯《私人生活史》就有記載。十六世紀末,英國大范圍出現私人日記,即可視為隱私的發軔。但直至維多利亞時代,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 (Virginia Woolf) 還在《一間自己的房間》里,呼吁女性要有屬于自己的獨立思考空間。在文森特看來,物理空間的劃分無關緊要,文字交流拓展人際溝通的疆域,才是隱私問題矛頭的關鍵,這都有賴于宗教改革運動和印刷術在大眾教育普及之中所起到的推動作用。長此以往,通信內容逐漸跳脫出正規事務的范疇,如家常問候、傳情達意這樣的世俗話題占據了主流,寫信的交流方式也讓很多備受家庭束縛的女性有了放飛自我的機會。

            書信、電報、電話、網絡、微信……新媒介的出現在給溝通提供便利的同時,也為人際交往帶來了困擾和隱憂,“通信既是隱私帶來的結果,也是隱私的延伸。它的出現反映了人口流動性的提高,富有的商人和貴族離家經商,學徒和手藝人則常出門辦事,隨身攜帶著信件。”事實上,寫信者有時還倚靠代筆人,以及轉手多個送信人,編碼與解碼之間的信道有著諸多不確定性:送信人可靠與否,信的內容是否被篡改、能否順利送到收信人等等,都成為信息暴露的隱患。各種聳人聽聞的古法加密也就應運而生,暗語、封泥屢見不鮮,其中還有用醋、尿液、橙汁充當隱形墨水,為了消息不被別人竊取而無所不用其極。

            后來,加厚的建材,讓隔墻有耳逐漸成為了過去時。但事情遠沒有這么簡單,法國電影《芳芳》里,蘇菲·瑪索的舞姿和私生活都映照在了隔壁的單面玻璃上;基耶斯洛夫斯基導演的《紅》里,退休法官唯一的樂趣就是竊聽鄰居電話;《美國麗人》里的女兒,則被鄰居偷拍了裸照;再回顧千禧年之后的電影,《隱藏攝像機》中的偷拍勒索,《竊聽風暴》中通過監聽獲得情報……當面對面醞釀著尷尬,卻又抑制不住想要得到對方實時動態的欲望,在咖啡館、酒吧、沙龍、街道景觀的視覺誘惑下,他們迫切沖開傳統人際交往的隔閡,尋找破壁的快感便油然而生。

            “錯誤最多的是歷史。隱私最多的也是歷史。”隱私發展的進程,不僅僅是以不同媒介為掩護探求孤獨表象的私欲史,來自他者獵奇和窺視的介入,才令這段歷史更有看頭。

            藝術與八卦總在互動

            社會交往中的人們,不免會陷入一種矛盾:樂于分享的同時又渴望孤獨,沉浸在藝術中方能實現這種若即若離的境界。很多繪畫與電影都是以上帝全知視角切入,像是對他者生活全方位的窺視,觀眾跟隨著創作者的偷拍,一個人旁觀作品中的劇情,物理空間的獨處成全了精神世界與畫中景、劇中人的互動。希區柯克的《后窗》窺視窗外的人們,觀眾又窺視著男主人公的一舉一動,套娃式的行為即是私人創作與大眾娛樂的雙重饜足。以藝術之名對他人的曝光,最終呈現出的虛構作品即是另一種生活啟示錄,掩去現實中涉及的隱私,保護了個人身份、呈現出核心情節,滿足了觀眾的好奇心,這種隱私上的“揚棄”在藝術作品中非常多見。

            正所謂藝術是光明正大的隱私,圣經里蘇珊娜的故事就被多次改編為油畫作品:兩位長老偷窺蘇珊娜洗浴,并對其圖謀不軌,還惡人先告狀,后被先知揭發。文藝復興時代的畫家丁托列托以及倫勃朗,先后將這個故事變成了畫作。以《戴黑帽的男人》聞名于世的超現實主義畫家吉蘭·馬格利特 (Ghislain Magritte) 的《窺視》,以抽象的方式將這一動態放大,更加凸顯出兩性之間的隱秘互動。

            到了當代,超寫實主義藝術家達米安·洛布 (Damian Loeb) 公然將窺視當作創作的主題,用影像觀察女性獨處的私密時刻,與此同時他自己也投射到了作品中,令所有觀看者在不經意間都被罩上了偷窺者的污名。

            窺視的目光似乎總是游走在道德和法律的邊緣。2014年,有黑客疑利用蘋果公司系統漏洞,導致全球百名當紅好萊塢女星私密照泄露,引發網上瘋傳,這起案件雖然以嫌疑人被判入獄告終,卻對公眾人物的隱私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巨大傷害。藝術上的身體美學墮落到了網絡視奸,見不得光的陋習竟擴大到了集體偷窺的境地。在消費主義甚囂塵上的今天,藝術作品被觀看和欣賞的尺度在大幅度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尋求感官刺激。“狗仔隊”跟蹤和偷拍娛樂圈大咖的幕后私生活,一再成為大眾茶余飯后的談資。

            自媒體也成就了不少“草根”的崛起,他們熱衷于在網上呈現自己的生活和偏好,以此籠絡一大批同好……眾多粉絲的好奇心再集合各路網民的力量,便可以發起人肉搜索——其中不乏網絡暴力,虛擬世界的平民偶像,也可以被莫名其妙剝光了扔進人群,也就此走下神壇。藝術像是施了魔法的盾牌,引來大眾趨之若鶩的捧殺,死于流言蜚語的人大有人在。民國電影圈女星阮玲玉因為“人言可畏”香消玉殞,還有不少名人在謠言中“被去世”,滿懷惡意的人身攻擊在轉發中發酵,造謠一張嘴,辟謠跑斷腿……

             

            窺視

            大數據讓窺視無處不在

            得數據者得隱私

            可悲的是,時過境遷,隱私也從權利變成了自衛。智能手機不離手的時代,存儲在手機里的個人信息和生活細節遠比放在家里的要多,不止是出行路線和瀏覽偏好,甚至細化到了實時心率和血壓。用戶數據泄漏事件頻發,一再暴露出手機的安全問題,尤其在后喬布斯時代,《蒂姆庫克:將蘋果帶入下一個階段的天才》一書透露,蘋果為了不泄露一名犯罪分子的個人隱私,不惜與政府作對,決不妥協。

            事實上,隱私被全方位監控并非從數字化時代起步,《私人生活史》里曾指出過往的隱私大繁榮時代,“19世紀是私人生活的黃金歲月,是這一詞匯形成并名副其實之時。”在文森特看來,也就是在那個時期,隱私史上的兩條敘事主線逐漸顯現出來,其一是杰里米·邊沁 (Bentham) 提出的“圓形監獄” (panopticon),??略凇兑幱柵c懲罰》中所說的“全景敞視主義”,無處不在的權力對人的身心的規訓和監視,喬治·奧威爾也在小說《1984》里寫過相似的情節,異托邦的“老大哥”有著永不疲憊的“第三只眼”,人類沉浸在技術帶來的歡愉時,也陷入被監視的焦慮。

            在大數據時代,監控的范疇也在不斷擴大,“圓形監獄”不再局限于一個實體的存在,而拓寬到政府在內的企業、媒體以及各種社交媒體的數據采集上,特別是在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出入公共場所以及“人臉識別”也引發了各方討論,雖說基于計算機算法的技術幾乎準確無誤,然而依然有消費者以侵犯隱私權以及自主選擇權為由訴諸法律,反觀近來偽造3D假臉盜刷詐騙案件頻頻出現,這種擔心不無道理。個人隱私在電子監控下的透明化,給別有用心者帶來可乘之機,確實存在泄漏信息并被商業二次利用的風險,如果被惡意利用就會造成人身和財產損失。

            和第一條敘事線相比,第二條線顯而易見更傾向于私人化,“對于那些買得起住宅的人而言,隱私就和他們添置的維多利亞式家具一樣堅固穩當”,隨著時代的更迭,家宅的墻壁,慢遞的信件都不再是溝通的隔閡,微信、臉書、豆瓣等社交媒體成為核心社交圈的媒介,民眾更將線下群聊延伸到了線上,一切有聲的言語,哪怕是竊竊私語都在鍵盤和手機的點擊下化為內涵笑話、行業黑話甚至暗語,儼然一副外行或者非同道中人勿入的姿態,正應驗了“隱私的歷史是噪聲與沉默的結合體”。

            即便社交賬號被父母、朋友或者同事發現,這些加了密的隱晦表達也不一定能被識破。這樣看來,親密關系在這個時代正在重新被界定,不再僅限于血緣、地域上的接近,持續交往的社群讓他們成為虛擬世界里的“后天親人”,日常寒暄、分享讀書觀影心得,在現實中不敢輕易說出的吐槽和抱怨,可以對“后天親人”暢所欲言。

            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迫使打工人離巢尋找更多機會,在工作的重壓下,他們在精神上的相互慰藉和支持多過遠在他鄉的家人。因此日久天長,家庭成員之間的疏離反倒成為對彼此知之甚少的陌生人,這樣的社交模式也造就了那些在現實中一語不發、一入群聊深似海的城市孤獨人。

            相聚的時間總是短暫的,許久未見的親朋好友,卻找不到當初的親密感,他們的問候很容易變成走過場式的刺探:情感、薪水、升職……每個問題拋出來,都是“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的話,如此單刀直入地拷問,常常會產生一種錯覺,那些監聽監控我們的,除了冷冰冰的攝像頭,還有曾經身邊最親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