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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待展開的晚清:從褶皺里發現歷史

            馬向陽2021-09-26 21:29

            馬向陽|整理 溫情與敬意地看待國家的進步,是馬勇一貫的主張。

            作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的“晚清四書”(《覺醒》《維新》《國變》《革命》),按時間順序敘述了1894—1911年間的重大歷史事件,包括甲午中日戰爭、馬關條約簽訂、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以及辛亥革命,記錄了清王朝由覺醒而自救,自救失敗直至傾覆的全過程,這些描述涉及對諸多重要歷史人物的解讀,如慈禧、光緒、奕?、李鴻章、康有為、袁世凱、孫中山等等。

            馬勇認為,晚清的中國近代史,并不是原來的革命敘事講得那么凄凄慘慘,中國人民100多年來的奮斗,使中國的面貌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所有的中國人,共同完成了將中國這個龐然大物,從農業社會推向工業文明。

            那么,溫情地看待晚清這段歷史,會是什么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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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四書
            作者: 馬勇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9-11

            貫通歷史,建構“理想社會”

            馬向陽:“晚清四書”的歷史跨度包括了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將近20年時間,您為什么選擇了甲午戰爭作為這一段研究的起點?

            馬勇:多年前,我在寫《抗戰史》時就在思考:如何定義中國歷史的“近代”概念。老一輩歷史學家劉大年定義了所謂的封建社會,那么從封建社會走出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如何定義?我后來把中國的近代史歸結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消失的過程,這也是“晚清四書”的一條最重要的敘事主線。

            甲午戰爭之后,《馬關條約》簽訂,中國和國際市場的通道得以被打通,外國人可以在中國的通商口岸自由辦廠,包括外國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形成了中國最初的資本主義。那么同時,中國的資本也可以活躍其間,中國的資本家隨之迅速產生。

            在《馬關條約》之前,清政府嚴禁外國資本進入到重要產業領域。1860年清政府開始搞洋務運動,外國列強一開始很高興,以為中國市場終于開放了,結果到了1868年前后,中國開始搞獨立創新,外國人發現不僅資本進不來,商品也進不來了。紡織、面粉、造船等領域,中國很快有了自己的產業,外國列強們很懊惱,去清政府總理衙門去爭取權利,也沒有什么結果。

            相比較而言,之前的洋務運動還是前資本主義階段,政府包攬了一切,不僅僅是興辦了江南造船廠這樣的大型企業。甲午戰爭之后,李鴻章也擔心《馬關條約》會搞垮國家的經濟。事實上卻是,1895年的市場開放釋放了活力,鐵路原先禁止外國人投資,《馬關條約》之后,國內資本和外國資本一樣可以投資鐵路,到1903年,短短8年間,中國的鐵路網就基本建成,礦產資源開發也同樣如此。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正好趕上了一戰,西方列強忙著打仗,中國的資本主義走上了快車道。資本的一個特點,是它一定會尋找法律保障它的安全性。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1896年中國的資產階級就開始討論如何借鑒日本憲法、以及在中國的可行性,緊接著就是1897年的變法運動,1900年東南部的資本家就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會”,這才有了后來20世紀20年代北洋政府時期的自由資本主義,國民黨發現自由資本主義缺乏力量,開始以黨國資本主義取而代之,一直到1956年,這就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生、發展和消亡的整個過程。

            從晚清到北洋,是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無限制的資本主義發展導致了若干后果,諸如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社會救助方面法律和政府都跟不上,基本上是一種“弱政府”模式,國民黨上臺后搞統制經濟、管制經濟,開始創辦在一些重要企業,成立“資源委員會”,并形成了“四大家族”的壟斷,最后也未能成為有力量的政府。

            馬向陽:“晚清四書”的時間跨度不大,但貫穿了晚清社會最激蕩的若干重大事件,對這些重大事件的還原,成為近年來眾多學者紛紛重寫近代史的誘因,幾乎成了一門“顯學”,您的這份重寫有著怎樣不同的一種努力和意圖?

            馬勇:“晚清四書”關注的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早期發展,到清帝國結束這一段時期。原先我的規劃是按照近代史的關鍵年份,寫成一個系列。實際上我的近代史研究的起點,往前推到了乾隆時期的馬戛爾尼來華,下一步我計劃寫一部200萬字的《晚清史》。

            要完成這樣一部“信史”,我首先要去除掉晚清史講述中的八卦部分。有人喜歡用野史筆記來做晚清史,這樣會背離價值觀。筆記小說中的某些細節很生動,但不能用來做大的框架,像筆記小說里描寫甲午戰爭之后的慈禧太后,就有很多的污名化。“晚清四書”的寫作也會受到很多歷史傳言的干擾,但我必須從這些傳言中走出來,從甲午到戊戌,我就主動剔除了康梁強勢話語主導的這一主題,而代之以清政府的變革作為一條主線。

            康梁在他們生活的時代就代表了一種強勢的話語,而且作為流亡者,它們還享有額外的道德優勢。像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基本不可信,康有為的敘述也差不多,康把他和光緒兩個人之間的關系描述似乎得非常鐵,事實上,他們兩個人的見面過程就一小時,還沒有我們之間的訪談時間長。

            相比較于康梁的話語霸權,當年的清政府不可能像流亡者那樣去不停發聲,在話語權力方面,政府反倒成了弱勢角色。我們要從歷史的主導者下手去重構歷史,必須從云山霧罩的歷史八卦和話語遮蔽中走出來,重新發現敘事主體。在“晚清四書”中,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如兩宮的死亡、1898年之后帝后的關系,1911年的清帝退位,包括袁世凱在辛亥前后年間的作為,我的歷史敘述都是不一樣的視角和敘事主體,首要的一點就是要從各種批判性和妖魔化的話語中走出來。

            馬向陽:重新審視晚清這20年的激蕩變革,是在一段被高度壓縮的時間空間中,一個古老的帝國及其制度要適應從近代到現代的劇烈社會變化,這使我們想起法國哲學家德勒茲著名的“褶皺”,這些有待無窮展開的“褶皺”里,充斥了太多的矛盾、沖突、可能性和隱秘不彰的歷史現場。

            馬勇:是的。像中國的工業化基礎始于洋務運動,走的是一條后發展的捷徑,所謂的“彎道超車”。洋務運動從1860年開始,比1760年開始的英國工業革命整整耽擱了一百年。英國工業革命之后,緊接著就是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運動,后面發生的這兩件事情,使清政府感到非常害怕,開始主動屏蔽這些東西,因此對于當時的英國工業革命不敢回應。

            馬戛爾尼來華遭遇乾隆皇帝的拒絕,并非是一開始就這樣,是在談判結束之后,法國國王被砍頭,中國皇帝一聽到這些就免談了。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普遍愚昧,并不了解國外發生的變化,但是廣州一口通商的貿易卻是每天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國當時擁有很大的貿易順差,乾隆皇帝在了解到法國大革命之后,不再和英國談貿易問題,刻意和西方保持距離。

            法國大革命直接導致了歐洲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動蕩。馬戛爾尼使團來中國之后的第23年,阿美士德使團來華。這一次訪華的1816年正值歐洲動蕩,清政府依舊不愿意談貿易失衡問題。直到1842年鴉片戰爭爆發,五口通商緩解了貿易危機,但清政府對于歐洲的動蕩仍舊心有余悸。一直等到1849年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歐洲才開始平靜下來,而此時的中國,已經深陷金田起義的社會危機中。

            誰耽擱,誰知道。30年的洋務運動就是八個字:“堅船利炮、聲光電化”,到1868年,像《萬國公法》這樣的國際法被引進到了中國,但只是用來解決一些問題,并沒有整體性地引進來。外國的法律制度、外國的社會管理制度、特別是新教育,在那個時代都沒有被引進來。在工業化方面,洋務運動從國家主導重工業開始,造船、航運和海軍很快有了大發展,包括城市化進程加速,但社會發展得很畸形,并沒有得到改造和整合,政治也沒有得到調整,國內統一市場遠未形成。

            日本明治維新的廢藩置縣就是解決國內統一市場的問題,而太平天國的厘金制度恰恰割裂了統一化的國內市場。洋務運動沒有發展出一個新階級,地方自治沒有發生,市場尚未整合,新教育沒有發生,所有這些,嚴復最早看到了問題的根源,但是在甲午戰爭之前,他的聲音也是被折疊的,他不能發聲,直到甲午戰爭爆發。

            甲午戰爭之前,中國是“有報紙,沒新聞;有國家,沒社會”。甲午戰爭之后,社會活力開始得到釋放,《時務報》、《國聞報》出現,梁啟超、嚴復這樣的啟蒙者靠著一支筆就可以成名成家,嚴復盛贊的自由,蔚然成為時尚。歷史無法假設,如果中國自大航海之后就走上真正的開放道路,那么,世界都是你的,當然,中國也是世界的??墒谴蠛胶V?,明清禁止船只下南洋,17世紀整個社會未能整體性地走向開放,自由個體性的人們選擇下南洋,成了風尚。從大歷史來看,從一個開放主體走向一個封閉主體,明清時期500年的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大多時候是逆全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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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

            歷史學的想象力

            馬向陽:您一直主張歷史還原要避免神圣化和妖魔化的的兩個極端,把歷史人物拉回到日常生活的“人間狀態”,并對社會兩個字給予了一種特別的關注?

            馬勇:在研究近代史上的人物時,我就有一個體驗,就是不能單做某一個人物,要做這個人物的對立面,要做他的朋友圈。如果算上我的論文系列,我專門研究過的人物就有上百個之多,比如我在寫近代最有緊張和沖突關系的這幾組人物:孫中山、袁世凱、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他們生活的時代,彼此之間頂牛頂得非常厲害,在寫他們的傳記作品時,我可以居高臨下觀察他們,不會偏向于某一個人。

            他們中間每個人的性質也不一樣,像章太炎、梁啟超是學術人物,袁世凱和孫中山就不會涉及到學術問題,在我的知識結構中,并不存在什么思想史、外交史、經濟史、政治史的分野。有些人寫到康梁之爭時,今古文經學就弄不清楚,寫出來自己也會覺得難堪。我的閱讀和學術訓練的一個重要經驗是,學術史、思想史和其他種種歷史方法,都應該理解成為一個整體,而不是把它們肢解分裂開來,這也和我過去整整40年來從事歷史研究的時間長度有關。

            馬向陽:您當過兵、做過下井煤礦工人,這樣的社會底層生活經歷,對您后來從事歷史研究施加了怎樣的一種影響?

            馬勇:我讀大學時值新三屆的第三屆,在同學里算是“大齡青年”。和從校門到校門不同,我當過農民、工人、士兵,三年當兵,兩年半當農民工挖煤,帶著職工助學金上了大學,這些經歷使我后來讀史料時,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感受。

            我當兵時實際上就是一個“文化兵”,除了僅有的幾次打靶,其他時間都用來學習。1973年“批林批孔”時,每天組織讀報學習,因為我是連隊里為數不多的高中生,就讓我當領讀員,讀是讀了,可《人民日報》的很多文章我搞不懂,等到考大學報專業時,就報了歷史,我是帶著“問題”去讀大學的。大學里借讀的第一套書就是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五卷六冊,我前后讀了三遍,才化解了心中的一些疑惑,有些主題甚至一直延伸到我現在的研究。

            比如“半封建半殖民地”這個說法,當兵時我就不懂,我給中學語文老師寫信,問他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比“封建社會”究竟是進步了呢、還是落后了?老師回信也語焉不詳。后來我研究近代史,才發現當時中國社會從一個傳統中國向一個現代中國轉型,是因為外來因素注入到中國社會內部,形成了一個半殖民地社會——今天來看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有外力加入,中國社會必然會發生裂變,這種變化遠非進步、落后這樣的字眼所能形容,是一種質的變化。后來,帶著問題去做研究,也成了我個人最重要的一個研究傳統。

            馬向陽:您曾經說過,歷史學者要做到“歷史事實、歷史邏輯和日常情理”三者關系之間的一致性。社會學家米爾斯呼吁社會學需要想象力,您是否同樣認為歷史學也需要想象力?

            馬勇:我以前曾寫過一篇文章,叫做《作為藝術的歷史學》。歷史學如果沒有想象力,恐怕就進行不下去。年輕時我們這些歷史學者資歷尚淺,還不敢這樣說。當時我的老師說,歷史學家就是將史料中的某個點和另一個點勾連起來,表面上看它們之間似乎沒有邏輯上的聯系,但歷史學家的職責就是要找到這種勾連中的“缺環”,把歷史邏輯給填補進去。

            歷史的創造者從來不會為后來的歷史研究者準備資料,相反而是想法毀掉或者虛構資料。歷史過程中實際發生的一切,一定比我們今天史學所描述的更豐富、更多彩,這時就需要歷史學家從歷史的關聯度中,用零星的史料去填補這其中的缺環和空白,這需要想象力,需要判斷這些史料之間的邏輯關聯是否真正符合歷史的大脈絡,是否合乎日常情理,這是衡量的重要標準。一個人,無論社會地位大小,都為日常情理所決定,被生活所決定。

            歷史學是最不像科學的一門學問,它無法進行重復性試驗。今天當下發生的重要歷史場景,人們也無法把它們完全復制下來,像人的感覺、氣場、心情等等,都是很難摹擬的。“橫看成嶺側成峰”,每個學者的歷史書寫必然帶有個人見解,摸到的只是“大象”的某個側面,歷史學者只能永遠在逼近真相,而無數的逼近,構成了一幅幅多樣的拼圖。其實你一直在跟古人較勁,我們無法起古人于九泉之下,但是我們是他的后世,能看到他當年看不到的對立面。

            比如我在研究康有為時,發現當事人信誓旦旦、各種自信滿滿,但是他并不知道他同時代的政治對手對他的看法??诞敃r一直視楊銳為維新同志,卻不知毀他的恰恰也正是楊銳。有一次光緒皇帝問楊銳如何處理京城的亂局,楊銳一開始不敢說,光緒就給他寫了一個“免死詔書”,楊銳說:“康不得去,禍不得息”??抵钡剿赖哪且豢?,也不知道出賣他的是楊銳,一直以為榮祿是他的死敵。百年之后,我們才能從楊銳和榮祿的這些不同的史料里面,發掘更多的信息,進行多面向的還原。

            歷史學不是陳陳相因的宣講,而是一個無限逼近的過程,歷史學需要每一代學人層層推動,才能無限逼近,這是作為每一代歷史學人的責任。

            京師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曾是戊戌變法僅存的成果,后來成為北京大學

            馬向陽:我覺得您的歷史寫作特別擅長塑造歷史事件的“場面感”,而且有著鮮明的“講史傳統”,古文言、網絡語言、口語都是信手拈來,您如何看待歷史的“嚴肅書寫”和“通俗寫作”之間的差別?對于唐德剛、孔飛力、許倬云這些學者的“故事化”歷史書寫,您有何評價?

            馬勇:其實,這是中國傳統史學的敘事方式,海外的一些學者像孔飛力、黃仁宇、史景遷也是遵循了這一傳統,司馬遷的敘事、孔子的敘事、司馬光的敘事,其實就是這種傳統的史學敘事方式,而非我們今天一些學者喜歡的掉書袋或者教條式的寫作方式。

            司馬遷的《史記》,就是把先秦那些古奧的句子,譯成漢代人最容易理解的方式,他沒有大段的引文,短句的引用只是一種情調。這一傳統注重平白的敘事,在敘事中講究故事內在的緊張和起伏,找到一條敘事的邏輯線索?!而欓T宴》是不是很好看?里面有沒有引文?而且描摹了很多合理的對話。你說這些對話里要不要檔案、文獻和注釋?注釋本身就是學問,你看不懂可以自己去注釋嘛?!度龂尽酚凶?,《史記》也有十家注。

            “晚清四書”出版后,有人批評里面的注釋和引文很少,我在再版后記里就作了說明,這本書是面向大眾讀者,讀者信任你是歷史學者,這和學術論文不一樣,后者需要你更加謹慎地處理資料等。

            在敘事風格上,我會特別注意文章的節奏和轉折,以及某個故事如何起筆?如何收尾?古人的文章要求能被誦讀,要有“氣”和“韻”,如果用摘抄卡片式的方式寫作,文氣就斷掉了,反之,如果你能在頭腦中形成一種整體性的故事結構安排,那就叫做調遣資料,而不是被資料牽著鼻子走,敘事的連貫性和整體性就不會打折扣了。

            (馬向陽為南京傳媒學院教授)